花长春断言美股熔断和中国未来：中国十年望成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3月31日，英国《每日邮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及中国经济。这篇题为《隧道尽头的光明：新冠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后，中国经济开始复苏》的文章称，对制造业而言，好消息是中国3月份的生产活动和新订单升至50％以上，服务业也有所反弹。并且援引分析师的话说，“PMI出人意料地强劲反弹后，乐观情绪继续充满市场”。

乐观也不是坏事。媒体开始用上“世界乐见中国经济复苏信号”这样的表述。毕竟，在全球化的当下，虽然由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给全球化蒙上阴霾，没人会否认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实。美股的“熔断”，尽管中国市场有“脱钩”声，但都明白世界经济脱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且对世界肯定不利。到底该如何认知在疫情下的中国和世界经济，又该寻找哪些出路，投资者该作何选择，本期独家专访的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他的观点，让我们刊发的这系列专访，多了不同的色彩。

“疫情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更多投资者愿意做空美股指数，‘风险平价策略基金’影响较大”

《国际金融报》：您好，美股近期出现了4次熔断，让市场傻了眼睛。股神巴菲特说他活了89年才遇到这样的场面。您怎么看待美股暴跌，可以归罪为疫情吗？

花长春：美国股市冲击表面上是疫情冲击带来的，但背后既有基本面因素，又有市场交易因素，疫情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在最近的《美国金融危机已过？基于资产负债表的数量模型信息》报告中，提到美国股市的几个问题：

第一，10年牛市与盈利出现脱节的风险。2008、2009年以来，美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牛市，道琼斯指数、标普500累计收益率都超过了3倍。但美国整个市值上升来自少量的像亚马逊、苹果、波音等这些蓝筹股。从去年开始，美国企业的盈利实际上就开始衰减了，除了极少数龙头的科技企业，大部分企业的盈利都是零增长或负增长。2019年，标普500的收益来源主要来自估值的提升，从2018年16倍提升到2019年的21倍，提升28％，而每股盈利仅增长0.61％。

第二，大量的股票回购也是支撑美股股价的重要因素。2019年回购金额达到7300亿美元，是美国股市的重要资金支撑。而很多企业都是通过融资（杠杆）来进行股票回购的，所以任何一块金融市场出现问题，将会连带整个市场出现剧烈波动。

第三，大流行的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冲击是巨大的，哪怕是短期的冲击，也会影响市场对后续经济增长及盈利的担忧。美国在前期应对非常缓慢，错失将疫情控制在小范围的良机，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冲击。市场比较担心能源、航空、飞机制造、旅游、餐饮和娱乐等行业的发展前景。尤其是能源及其相关行业，本身杠杆率也较高，在2万多亿美元的高收益率债市场中，占比较高达到12-13％。

第四，美国股票市场微观结构容易出现交易踩踏。由于美股的长期牛市，被动投资反而可以战胜主动投资，同时为了节约交易费用，ETF投资成为时尚。Vanguard等大型指数型基金公司规模不断壮大。以目前跟踪SPX500的最大的ETF基金“SPDR标普500ETF信托”为例，该ETF从2009年初的980亿美元扩张到2019年的3120亿美元，扩大了超过3倍。由于ETF产品的设计所要求的对投资者流动性的保证，在股市大幅度下挫的过程中，投资者的赎回会导致ETF产品的大量卖出，导致相互踩踏。

此外，由于美股处于高位，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更多投资者愿意做空美股指数。根据Bloomberg的统计，截至3月20日最新一周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型ETF产品整体净流出规模为25.6亿美元，之前一周则为净流入。资金的流出似乎不显著。但当打开资金流入这个“黑箱”，我们发现大部分的资金流入到了做空美股，甚至是3倍做空美股的基金中。通过ETF的做空，进一步加大了美股的波动。

最后，近年来比较风靡市场的“风险平价策略基金”对整个市场影响较大。此类头部基金公司的规模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这些基金根据波动率来选取资产组合，因通过对冲方式进行套利，不得不通过高杠杆来拉升收益率。此次市场调整中，由于各类资产普跌，资产之间的风险对冲效果消失，叠加杠杆的作用，此类基金面临较大冲击，又加剧了市场的调整。

“美欧投资者前期更担心不确定性；（即使美国经济受疫情影响）复苏步伐终止，可能是温和衰退，不见得就是大萧条”

《国际金融报》：美股持续暴跌，是对美国经济的前景缺乏信心，还是短期受疫情影响的因素更大一些？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会就此终止吗？

花长春：从我们和美、欧市场投资者交流下来看，在前期市场暴跌的时候，他们更加担心的是不确定性――如果疫情控制不好，冲击全年经济，那影响将会是巨大的。一般来说，短期疫情只改变经济节奏，不改变趋势（或前景），但前提是“短期”。如果控制不好，导致大爆发，那不光是挤兑医疗资源导致死亡率上升，而且疫情时间可能拖得比较久。经济损失会随着疫情持续时间而非线性上升。疫情在全球蔓延初期，美、欧公共卫生政策并没有采取严格的检测和隔离，错过了控制疫情的黄金时间，致使后续的发展不确定性非常高。

关于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会不会就此终止，我认为的确有这个风险。当然了，复苏步伐终止之后，可能是个温和衰退，不见得就是大萧条。

首先，2019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已经出现单腿走路现象，换言之，公共卫生危机之前本来就有点脆弱。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与美国企业盈利下降一致的是，美国私人投资出现负增长，尤其是美国企业设备开支出现了明显滑坡。将经济增速支撑在2％以上的主要是消费，一个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偏紧，另一个原因是财富效应。此次疫情对企业盈利和就业市场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有可能使得经济进入衰退；

其次，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恐使得疫情对经济（消费）冲击更大。美国就业人口中，65岁以上占比20％，可能是此次受到疫情打击较大的群体。估计其中大部分是零时工――目前美国就业数据中，零时工有580万劳动力――所以有人称美国经济为“零工经济”（gigeconomy）。另外，美国对劳工也缺乏普遍病假保障。这次2.0万亿财政刺激能够帮助缓解一部分问题，但失业率大幅上升并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不可避免。

第三，对消费另一个冲击是财富效应。根据BCA研究，美国消费和工资比例是1.6，即对消费支出的“融资”很大一块来源于财富收益。此次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对消费无疑是另外一个伤害。当前美国家庭部门37％的资产配置直接或间接是股票，我们测算10％的股指下跌影响消费1个点，影响GDP至少0.7个点。这也就是说，30％的股指下跌或影响GDP至少2.1个点。

“美联储组合拳缓解了市场流动性，但对刺激经济作用有限；中国应该在适当时候（如4月份）下调MLF、LPR甚至存款基准利率”

《国际金融报》：美联储采取了大幅度的降息策略，您怎么看待这一措施对经济刺激的效果和影响？降息策略是否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适合采取的？

花长春：美联储全部启动了2008年设立的危机工具箱，无限量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力保实体经济流动性。同时，重启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融资便利（TALF）、新设一二级公司债支持机制（PMCCF、SMCCF），全力支持市场流动性。而且，美联储通过直接或者设置SPV的方式可以购买几乎所有投资级债权类资产。

美联储的组合拳的确较大缓解了市场流动性的风险，但对刺激经济需求的作用似乎有限。全球货币政策大幅松动，但在低利率环境中难以有效提高需求，起到的更多是流动性兜底效果。

全球央行跟进后，中国只是定向降了准，并未在利率上有太多的行动。我们认为财政和货币政策应该配合共同应付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这个配合在不同的时点可以有不同的组合形式：

抗击疫情期间（2-3月份）：投放流动性，短期兜底金融机构和企业，不能发生流动性危机。财政配合货币政策，对受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进行贴息；

疫情结束后开始复工阶段（3-4月份）：在人员、物资、物流等都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就是兜底，过多的货币刺激只会加重供应链上的失衡；而财政政策的确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给受损企业进一步减负（如税收、人力成本、房租等）；

完全复工阶段（4月份及以后）：此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配合好拉动内需。供应链失衡、物流等都不存在大问题了，订单是头等大事。而此时正好又碰到海外疫情大爆发，出口企业存在着很大压力。如果此时，财政和货币政策还是一味地等待，那不少企业很有可能不会撑太久，错失保存企业的良机。

虽然一直有很多质疑声，我们坚持认为中国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如4月份――下调MLF、LPR甚至存款基准利率。新冠疫情冲击比2008年金融危机来得还猛烈，而且这个冲击的时间尚难预料。我们需要把困难估计足，疫情对经济冲击将随着持续时间而非线性上升。一旦出现大量中小微企业出现倒闭的时候，我们整个经济将付出惨痛代价。这么大的冲击，利率成本下行是必要的。要想LPR利率顺畅下行，存款基准利率需要让出一部分空间。

“世界经济处在衰退边缘，最乐观的情形是类似2001年温和衰退，全年呈现U型走势”

《国际金融报》：站在全球角度，您如何看待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冲击？如果说世界经济会因此而放缓，您预测大概会是个什么情况？也有媒体分析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衰退，您认可吗？

花长春：2020年黑天鹅、灰犀牛不断，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原油价格战，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巨幅震荡、资产价格暴跌。通常情况下，疫情全球大流行会导致衰退，持续时间更长。中国一季度GDP增速大概率为负，而且就在我国经济即将恢复之际，主要发达经济体也都停摆并快速进入衰退。全球经济最乐观的情形也就是类似2001年温和衰退，全年呈现U型走势。

站在当下，世界经济处在衰退的边缘。疫情之初，为了遏制传播，政府采取的各种防控措施，包括关闭工厂、学校，甚至整个城市和国家，从而导致供需都中断。此时的经济停摆，尚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衰退，更多的是“自然灾害经济”或者类似“战争经济”模式。

但随着疫情发展，不确定性带来了巨大恐惧，经济持续停摆，金融市场激烈震荡并在事实上丧失其正常的融资功能。这些都将打击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导致企业破产违约率、失业率大幅上升，经济需求遭受打击，经济衰退。

“原油短期陷入‘囚徒困境’型的供给与需求双杀局面；新能源前景依然非常好”

《国际金融报》：如何看待这一波油价下跌？对美国的页岩油市场又会带来哪些冲击？

花长春：我们认为原油价格短期陷入了“囚徒困境”型的供给与需求双杀的局面：需求方面，全球疫情导致经济需求急剧下降，而供给方面，地缘政治使得原油联盟难以达成共识。因此，油价可能维持低位震荡，缺乏上涨的积极因素。且由于量化交易占比的提升，不排除下跌过程中受到期权交易中的负伽马效应影响放大价格波动。最近，特朗普政府也不得不积极行动，寻找与俄罗斯、沙特就减产方面达成协议，但原油需求下降较多，而供给层面能否最终同等减产尚未可知。

若油价维持低位（20-30美元/桶）较长时间，对美国页岩油市场无疑带来巨大压力，因为其成本在35-50美元/桶区间。油价持续下跌，打击这些油企的收入，影响其债务偿还。近日怀丁石油（WhitingPetroleum）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为疫情和石油价格战以来首家申请破产的油企。

《国际金融报》：会影响到新能源产业发展吗？您预判新能源产业将会出现怎么样的走势？

花长春：油价下跌，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略有负面作用，但比较有限。2014年下半年原油价格也出现暴跌，但新能源的发展并没有遭到多大的打击，究其原因，还是各国政府对清洁能源的支持。我们预期新能源前景依然非常好，没有国家会因为短期油价较低而放弃前期的战略规划。

“我国无法改变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所带来的迁徙趋势；我们应该帮助企业产业升级”

《国际金融报》：全球产业链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担心产业因疫情而向国外转移吗？我们又该做哪些工作防止出现类似情况？

花长春：产业转移是一个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会上升，当该行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不足以抵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时，产业转移就会发生。因此，产业转移往往是从劳动密集型行业或者劳动密集型环节开始。不过，此轮全球产业转移有些过早，主要是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新冠疫情或许促使这一趋势有所加快――全球过于集中的供应链的确容易受到类似疫情这样的冲击。

我国无法扭转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的迁徙趋势，而且，日、韩、台的经验告诉我们，伴随产业转移，往往是产业升级过程。因此，我们也不应该人为设置障碍。

但我国仍然可以有为：

大幅提升在中国的所有企业营商环境，全面落实国民待遇和投资的“负面清单”，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积极参与企业产业链外迁过程，协助企业在外迁过程中寻找条件较好的海外工业园区，并协助企业做好国内（研发和核心零部件生产）和海外生产、装配工作的区域分配问题。

我们的工作不应设置人为障碍，决策权留给企业。我们一方面靠制度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来吸引企业留下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企业产业升级。

《国际金融报》：中国前2月外贸进出口4.12万亿元，您怎么看待？全球贸易格局是否会因此而受影响，中美年前达成的贸易谈判协议，是否会受到影响？

花长春：如果没有海外疫情，此次出口缩水可能是暂时的，但现在整个上半年的出口会受到较大影响。我们初步估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4％，导致我国出口下降20％左右，或对我国1700与外贸相关的就业岗位受到冲击――不过，当前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主要还是看疫情的控制情况。不过，全球贸易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中美年前达成的贸易谈判协议执行方面，可能延期执行，但不会缺席。

“中国未来十年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强国；（此次疫情）对经济冲击持续性不强，全年看比较可控”

《国际金融报》：更长线点看，您如何看待这场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五年内？十年内？世界经济格局会做出怎么样的改变？

花长春：此次疫情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个分水岭，全球经济中心将加速东移。中国政府强大的动用资源能力、良好的治理能力，中国民众自发配合政府安排，上下同心，在一个人口14亿的大国里面，很快控制了疫情，稳定了局面。这个给全球跨国企业和长期资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将无疑加大他们在中国的配置。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未来十年有望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大经济体的强国。

《国际金融报》：您怎么看待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2003年相比，今年的影响又有哪些不同？

花长春：此次疫情，与2003年的SARS病毒相比，影响要大得多，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后，对经济冲击持续时间较久。我们预计一季度GDP增速大概率为负，二季度增速也比较低。

比较2003年和现在，在经济上，有如下不同：首先，经济趋势和周期：2003年我国经济处于上行期间，加入WTO不久，正处于新一轮朱格拉（设备更新）上升周期，那时我国GDP增速在两位数；而当前我国经济虽然短期在企稳，但中长期增速仍有放缓压力；

其次，经济结构：从需求侧来看，200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是35.4％；现在是57.8％；反过来，2003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是70％，现在是31.2％。从产业端来看，2003年时，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42％左右，而现在占比上升到53％左右。最典型的是，2003年春运客运不到20亿人次，而现在能够超过30亿人次。

再次，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就贸易环境而言，2003年全球处于产业链融合过程，我国整体贸易环境比较宽松，而当下美国等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产业链受到干扰。

最后，2003年SARS并没有导致全球这么大范围、这么长时间的停摆。

“受世界经济放缓反向影响不可避免；中国经济可能是‘U型’复苏”

《国际金融报》：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会经历一个V型反转，继续强劲运行，您怎么看？

花长春：我们率先在国内市场提出，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将“深V反转”。疫情控制得当（范围小、时间短），只改变经济节奏，但不改变趋势。但未曾预料，疫情在中国被控制之后，却在全球出现了大爆发，进而外需出现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我国一季度的确是“深坑”，但后续恢复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来看，可能是“U型”复苏了。

《国际金融报》：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兼首席代表罗世礼就曾担忧，中国经济会受世界经济放缓的反向影响，您认同吗？

花长春：全球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此中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放缓的反向影响不可避免。中国一方面确保整个供应链都很顺畅，另一方面可以适当动用逆周期政策提升内需来对对冲海外影响。

《国际金融报》：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抓好经济恢复工作？

花长春：当前复工进展比较顺畅，但仍然有重大任务要完成：

首先要保持高度警惕，防止第二波冲击，尤其是海外疫情对中国的影响。

其次，介于当前全球经济压力，我们认为有必要与国际一起协同，出台广义财政上6、7个百分点对冲政策，用于保住中小微企业（可以适当减免租金、加大金融担保力度、通过再贷款或者专项贷款降低其利率成本等），促进消费（对汽车等消费予以适当支持），补公共卫生系统短板（如对传染疾病医院进行设备更新、ICU床位提升等），适当加强基建投资（包括新基建和老基建）等。

《国际金融报》：您怎么看待“新基建”？会担心出现“4万亿”那样的后果吗？

花长春：我不担心会再次出现2008年“4万亿”大刺激的后果。中央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大水漫灌、不会强刺激，数字并不重要。一些地方项目的统计，这是一个总的投资概念，不是2020年当年投资额。

“中国经济的韧性在于‘人口素质红利’，在于全球产业链变迁中的产业升级，也在于城市群、都市圈所带来的巨大空间”

《国际金融报》：如果请您对中国经济再做一个更深入的评价，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潜力和希望，中国经济的韧性在哪里，短板又在哪里？

花长春：中国经济潜力和希望，中国经济的韧性在于“人口素质红利”，在于全球产业链变迁中的产业升级，也在于城市群、都市圈所带来的巨大空间。但中国经济增速仍然趋势性放缓，整体杠杆也比较高，不过新科技、新产业、新模式趋势已成，疫情中产生新消费模式或助推这一趋势。

首先，供给侧改革，生产效率明显提升，全球产业迁移中进行产业升级。自2007以来，经济经历了长期趋势和中周期同时向下的一个深刻调整过程。在这段时间里，先是不少行业（如水泥、部分中游设备等）自发去产能，后有政府主导对钢铁、煤炭、有色等行业的供给侧去产能改革，从而使得大多数行业集中度得到显著提升，库存水平整体上下了一个大台阶（螺纹钢库存降了近一半），产能利用率从低谷的不到70％（有些行业甚至不到60％）重回近80％的水平。企业盈利能力也恢复得不错。

2014年以来，高新技术行业，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通信设备、物联网、大数据等行业高速发展，业已初具规模。从投资的角度来看，高新技术投资贡献制造业投资达15％左右，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我国高新技术行业对经济的贡献度达20-30％。而且，高新技术行业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和成熟行业融合，大大地改进我国企业传统的生产方式，使得经济结构向越来越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方向转变。这些都带动整个经济生产效率的提升――我们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一改前面几年的不断下滑，转而开始回升。

其次，人口素质红利支撑高端制造业崛起、产业升级。自2012年以来，人口数量红利不断下滑。2012年，我国15-59岁人群的人口数量越过顶峰开始下降，2014年我国15-64岁的人口数也开始回落。同时，人口抚养比也在这段时间达到底部并开启上升趋势。自此，我国过去三十年所依赖的重要红利之一――人口数量红利――对经济的正面贡献逐渐衰退。

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国人口素质红利却逐渐扩大，支撑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崛起和经济结构转型。一方面，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在过去20年里明显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96年的8.5年上升到现在的10.3年。而且按照十三五规划，到今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增至10.8年，年均增长率为1.1％左右。另一方面，我国当前工程师数量已经达到300多万，而且每年仍有150多万理工科毕业生加入就业大军，这些在全球绝无仅有的。我国人口素质红利是高端制造业崛起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人口素质红利，叠加研发大投入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将会成就我国高端制造业高速增长。

第三，城市群化进程加快，为经济中高增速提供空间。我国已经形成初具规模的国家级五大级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这五大城市群以10％左右的土地面积、近40％人口生产了近60％的GDP，区域里重点高校占比近70％，成为新时期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城市群或都市圈的形成，背后是产业和人口的集聚，结果是规模经济效应的产生，经济效率的提升。我国已经形成人口流向五大城市群的趋势。例如，五大城市群新增常住人口合计显著提高，增加5.3百万人，远超2014年的3.5百万人。这一趋势将会在产业集聚、政策推动的背景下进一步得到加强。产业正在向这些城市群里集中布局，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周边二、三、四线城市，这对形成都市圈或者城市之间连接成群非常重要。同时，党的十九大首提“以城市群为主”的新城镇化战略，在产业布局、社会资源分配方面将会有利于城市群的发展。

当前我国五大城市群也只是初具规模，拥有巨大的开发空间，都市圈内交通的链接、产业的布局、社会资源的分配等无疑是后续规划的重点，也能带动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协同发展。从城区开发面积占比来看，京津冀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不到20％，成渝、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略高些，25％-28％，相对于纽约-华盛顿城市群、东京都都市圈，显得非常低。另外，从城市群内部的人口密度来看，我国五大城市群的人口集聚程度高于美国的纽约-华盛顿城市群（295人/平方公里），但相比东京-横滨都市圈的水平，仍相距甚远。

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无疑为我国传统经济动能（房地产开发+基建投资）留下空间，不至于在未来几年传统动能突然失速大幅回落。更为重要的是，也将会极大地带动服务业发展，刺激消费率提升，消费升级，从而进一步改善经济结构。

“我国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进入更高水平，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

《国际金融报》：是的，这三个方面都非常重要。您觉得我们还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做好中国经济的持续转型和发展？

花长春：接下来，我想从消费率提升、消费升级，经济稳定性增强方面谈谈。近年来，我国消费率明显上升，是经济稳定性的最重要来源。通常来说，居民部门消费行为的变化是渐进式的，短期内很难像投资行为那样的剧烈变化，因此，当消费对一国经济贡献达到较高程度时，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会比较好。201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从低谷的48％逐渐回升至现在的54％。这一方面固然有房地产投资等传统动能调整的被动原因，另外一方面也有平均消费率提升的主动原因――受人均收入上升、社会保障体系增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等因素带动，我国消费率已经形成回升趋势。

同时，受财富效应、人口年龄结构、城市群加速发展等因素，我国消费升级趋势明显。随着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家庭资产不断积累，财富对消费升级的效应正在显现。另外，当下80后、90后成为消费主力，00后步入成年，有望接棒，我们正处在向品质消费挺进的阶段，人口因素决定消费率提升将是长期趋势。同时，都市圈的形成、深化过程中，农民工在城市群内定居市民化将逐渐成为主流，无疑是消费升级又一推手。我国消费升级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恩格尔系数――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在2017年首次跌至30％以下，进入到联合国粮农组织标准给出的最富裕的一组。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进入更高水平，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十九大之后，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措施或表明我国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的新一轮改革可能正在启动。近期，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金融和土地方面的改革，着眼于提高我国经济长期效率，降低系统性风险。

“短期或可适当配置稳增长板块，后续仍是以科技板块为主，也可关注政策带来的消费行业机会”

《国际金融报》：如果您来做投资，您可否建议一下，接下来哪些行业是更有投资价值的行业？可否详细谈谈您的建议？您怎么看待今年全球和中国资本市场的走向？

花长春：短期或可适当配置稳增长板块，但后续仍是以科技板块为主。也可以关注消费政策所带来的消费行业机会。

全球和中国上半年资本市场仍受到疫情不确定性而震荡，A股有望更获得全球投资者青睐。中国可以成为全球资金的避风港，即中国资产具备成为全球的避险资产三大条件。第一，中国疫情得到较快的控制，给企业纾困、降成本等政策也逐渐地推出，可以说疫情对中国经济直接冲击的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后续主要是海外经济需求的问题。第二，中国政策空间又比较大，政府总体债务率并不高，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仍然在2.5％，经济中的失衡（尤其是资产泡沫程度）也相对较少。第三，全球经济中长期格局中，中国更加耀眼――各国政府债务和央行投放流动性飙升后，未来3-5年发达经济体投资回报率将更低，而其它新兴市场的政治风险远大于中国。相比较而言，如此的一个有坚实基本面支撑的、政治又比较稳定的经济体，其资产理应受到全球投资者青睐。